打开津门望故乡——对话天水籍作家秦岭

  阎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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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虎林:首先祝贺您的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荣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这是您继中篇《皇粮》以来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作为老乡,这也是天水人的骄傲和自豪。中国的文学奖项很多,但这个大奖却有着无法替代的影响力,您能介绍一下和“百花”的缘分吗?


秦岭:与其说缘分,更像是相亲。是体现了小说精神和文化要义的百花文学奖,在灯火阑珊处的作家群里相中了我这个叫秦岭的作者。提到这个奖,就不能不提它的母体《小说月报》,早在天水农村读初中时,我就相中了它不俗的容颜。20年后的2005年,《小说月报》反过来相中了我“皇粮”系列的开篇之作《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用当时主编薛炎文的话说:“被秦岭的别开生面所吸引”。紧接着该刊原创版约了我的中篇《皇粮》,这两篇小说先后获得梁斌文学奖。2009年“百花”原创小说奖花落《皇粮》,成为中国作协“长篇小说《皇粮钟》研讨会”的一束花絮。回眸远眺,在《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之前的十年里,百花文艺出版社及所属刊物先后出版、发表、选载了我的《皇粮钟》、《在水一方》、《断裂》、《透明的废墟》等18个长、中、短篇,相当于我近年创作的四分之一,我的多部小说都是因为这个刊物神奇的传播面和影响力而进入了编导的法眼,变成了我的第一部电影、电视剧、戏剧和话剧。当然,拿这个奖的不光我一个,我很清醒,同一条河上行舟,缘,也属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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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虎林:其实《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还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被业界认为是近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小说提供了许多值得我们当下反思、回味的弥足珍贵的信息。小说获奖,似乎并非偶然。您自己是如何理解这篇小说的。 


秦岭:小说好不好,作者说一万遍也不算,话语权完全在读者那里。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3年前在宁夏某县的一次采风,由于干旱缺水,人与人、人与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色中折射着一种弥足珍贵的悲悯、温暖、呵护与真诚,这一现象立即与我在天水的儿时记忆衔接起来。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差别更为突出,很少有作家以水为背景思考中国农村的现实,这恰恰成了我的切入点。在“人无我有”中如何做好“有”和“大有”,需要“切”的方法和智慧。切中了,自然会靠近制高点。《人民文学》发表这个小说以后,接踵而来的评论、访谈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特别是一些大学邀请我讲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这才发现,它已不光是一个文学话题了,一些论者站在社会和价值观角度审视小说中关于爱与尊严的信息,并据此判断爱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对我而言,这是文学之外的收获。女人和狐狸尚且如此,那么,人与人呢?此刻,我想起美国作家芭芭拉·安吉丽斯的书名:爱是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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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虎林:被社会认可,应该是一位作家最大的愿望。您的短篇小说曾3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前十名,中篇小说曾登上中国最新小说排行榜,转载率也很高,参与主创的剧种也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样的创作成果,在全国同龄作家中并不多见,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 


秦岭:要说秘诀,就四个字:寻找自己。中国有海量的作家队伍,光十几万之众的省级以上会员足以把你淹没于巨浪或泥沙之中。寻找自己的第一要务是阅读别人,阅读能让自己的优劣凹凸大白于天下;其次是面对经典反观自己。掌握了这两点,大体就明白该如何磨刀、何处下手、怎样剥皮放血翻肠子了。我的感受是,无论拾掇题材还是选择方法,都要趟自己的路,不在别人屁股后边溜边儿。一般来说,作家的小说集不好卖,但我的那部被命名为“小说眼·看中国”的小说集《借命时代的家乡》卖得很好,读者若不是从中有所发现、感悟和触动,还买它做啥呢?读者是猴儿,不好骗的。专家评价我的小说时,多用“难能可贵”、“独辟蹊径”等词汇,实际上在证明秦岭是秦岭,而不是别人。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作家,即便著作等身,恐怕一辈子尚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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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虎林:您现在虽然成了天津人,但我觉得您的骨子里、内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水人,这点在您的作品里就呈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您的作品反映天津生活的很少,更多的都是天水以及更大范围的西北人的生活。我觉得您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叶伸向了广袤的天空,但根须仍然紧紧地扎在天水的土壤里。我注意到,很多文学理论家对您小说的研究,也侧重于您的农村题材小说和西部人物形象。如果您认同这一点,那么,天水对您的创作意味着什么呢? 秦岭:我在天津已经生活20年,但是,我笔下的乡村人物和景象,不折不扣都打上了天水的烙印,这不光与我少年儿童时代的乡村生活有关,更重要的是骨子里一种作为普通人对中国社会变革、中国人命运的关注热情,这种热情既有来自性格的内因,也有后天价值判断差异带来的逆反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中国农村社会更能反映中国的面目和底色了。天水之所以成为我观察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一是天水本身是个农业大市,我在天水秦州区机关工作的多半内容,均与乡村有关;二是天水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农耕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演变在这片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涵盖性、代表性和普遍性;三是在天水的民情、民俗、民风里,那种中国人性格里、灵魂里根性的元素俯拾即是。我写《皇粮钟》、《杀威棒》、《坡上的莓子红了没》、《心震》的时候,眼前的所有人物和场景,都在我想象中的天水乡村展开翅膀。有趣的是,《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借命时代的家乡》、《弃婴》等小说的素材与天水并不相干,但灵感一来,立刻被天水元素围得水泄不通。这一点非常神奇,就像正负极的对接,立刻就通电了。要说天水是我文学的沃土,并不为过。今后一段时期,我的小说背景,会一如既往地选择天水。


阎虎林:据我所知,您在天水读初中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而且有作品被选入了小学课本,但以《绣花鞋垫》为标志的成名作却是在天津,最近又有《日子里的黄河》等散文作品还被北京、广东当地选入高中联考或高考模拟卷,这一代的百万考生们又一次通过考场领教了您的写作理念。您是否认为天水成就了您文学的起步?远离天水,天水当下的生活还会对您产生影响吗? 


秦岭:天水给了我文学的起步,真格的。我的文学梦从少年时代就猫舔脚板了,1985年在天水上初三时捣鼓的那篇散文,通过原天水广播电台的传播,为我在天水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创作注入了精神的鸡血,很快攻克了《少年文艺》、《春笋报》、《当代中学生》等几十种报刊的堡垒。1986年发表在《中学时代》的散文《故乡的莓子》被选入《五年制实验小学语文课本》,应该是我文学旅途中的一个事件,但善良的上苍却让我在20多年后心性趋缓时才迟到地收获了这份佳音,一定是怕我早早变成烧料子吧。春梦中好与嫦娥叽叽咕咕的少年郎,一切变数皆有可能。至于我近期的散文与全国高考试卷的联姻,似乎冥冥之中回应、弥补着我尚显单薄的中学时代。天津当然是另一方水土,渤海湾的咸风和华北平原的旷远抻开了我和天水的距离,却诱发了我对天水的好奇。地域的距离感在文学上反而缩短了,变零了,《绣花鞋垫》里的女学生如何恋上男教师、《断裂》里的乡长怎样耍村姑,《相思树》中的艳遇如何开场,那细节,那眉眼,就像在酒盅里,还没喝呢,味道来了。这些年,我也经常到天水去,一些影视编导邀请我去乡村体验生活,我会先入为主地领他们去天水的乡村,靠近停留在我内心的人和事。天水生活脉动的当下性,依然牵动着我的神经,疑似宿命,无法改变。


阎虎林:您是全国第八次作代会代表,也是全国青创会代表,还是天津市宣传文化系统的“五个一批”优秀人才,同时肩负一个地区的文联工作。从某种角度看,这也体现了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您如何看待这一切与您创作之间的关系。 秦岭:一个作家是否成立,作品是硬道理,围绕在头上的其他光环,都是副产品,可以有,也可以无。当然,代表也好地位也罢,只要领这份酬薪,就应该实实在在把这份差事办好,这是个良心问题。这一点我是清醒的,一如清醒自己创作的盲区、软肋和空白点。由于份内繁杂的事务,我的创作仍然依赖于业余时间,这是最为棘手的难题。倒是希望,有朝一日做一个自由人,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作上来。


阎虎林:作为天水走出去的作家,您对天水文学有何期待? 秦岭:在我看来,考量一个地区的文学水平,首先看作品的影响力是否突破了地域疆界并形成辐射力量,这是文学地理存在的前提。您一定注意到,经常有某一个省的某个地区、甚至边陲小镇的文学,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某地现象”,原因很简单,它的文学品质和作家阵容抵达了全国层面的某种标志性。这些年,甘肃所辖十几个地区的小说、诗歌、散文图谱在全国的大盘子里日渐清晰。天水作为羲皇故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无论史前文明的启肇还是秦汉、三国、魏晋、盛唐、明清时期的文化发声,不仅有别于兄弟市县,而且对中国文明、文化的繁衍、发展起到过启蒙、引领、补充作用。历史的接力棒,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举到了今天,这是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当下性命题。作为全省第一人口大市,我愿意相信并祝愿,天水的文学样貌能够与之匹配,并始终在路上。


阎虎林:非常感谢您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秦岭:责无旁贷,理所当然!